近日，“00后女子黄某在上海靠恶意‘薅羊毛’白吃白喝两个月被刑拘”一事引发关注。黄某2月到沪后，利用各种规则漏洞开启“零元生活”，最终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该女子到底做了什么？
据媒体报道，黄某在衣物方面，利用服装店“无理由退换货”规则，穿几天后便以各种理由退货，两月内换十几套衣服却未花一分钱；住宿上，频繁出入宾馆和洗浴中心，以房间有虫、床铺不洁致过敏等理由要求免单，被拒绝就闹到派出所甚至投诉。其行李中的死蟋蟀，是从花鸟市场买来诬陷宾馆卫生的道具。此外，三次洗浴消费中两次由网络结识的男性网友买单；餐饮靠外卖，收货后以“菜糊了”“有异物”等理由投诉，商家怕差评只能退款；出行则全靠打车却从不付费，每次都投诉司机，还通过两个手机号搭配各类打车软件拖欠大量车费；美容方面，做完美睫后称眼睛不适要求免单，拒绝店家调整或付费卸除的方案，最终店家无奈免服务费并卸除睫毛。
黄某称首次“薅羊毛”是住宾馆真遇虫子，获免单和赠卡后便一发不可收拾。被抓后她才知严重性，崩溃大哭称“20多岁人生全毁了”，还强怼民警“谁没犯过错”。
“薅羊毛”后果为何如此严重？
黄某“薅羊毛”的行为为何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央广网记者采访了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徐伟。
“黄某恶意‘薅羊毛’的行为，涉嫌寻衅滋事罪而非单纯诈骗罪，是基于其行为已超出财产侵夺范畴，直接扰乱了市场交易秩序。”徐伟介绍，恶意“薅羊毛”是以非法手段利用商家或平台规则漏洞套取补贴的行为，可能构成诈骗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等刑事犯罪，常见手段包括虚构交易、篡改数据、虚假核销等。而黄某通过伪造过敏症状、诬陷酒店卫生问题等手段，在多家酒店骗取免单住宿；在美甲店消费后谎称不适拒付费用；利用外卖平台虚假投诉获取退款等行为，具有持续性、多样性。“存在缺乏完整的诈骗罪构成要件，以及单次金额未达刑事门槛的可能。”
“但黄某这一系列行为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与市场交易规则，涉嫌寻衅滋事罪，有着坚实且明确的法律依据支撑。”徐伟分析，从犯罪构成的客体要件来看，寻衅滋事罪侵犯的主要客体是公共秩序。这里的公共秩序涵盖了公共场所秩序以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应当遵循的共同准则。黄某在上海的两个月时间里，其行为涉及多个领域，包括酒店、服装店、餐饮外卖、打车平台以及美容店等。这些场所均属于社会公共生活的一部分，她的恶意“薅羊毛”行为，不仅对单个商家的正常经营秩序造成了直接破坏，更重要的是，其行为引发了其他商家对消费者正常维权行为的信任危机，从整体上影响了市场交易这一公共秩序的稳定运行，向整个社会的商业规则与道德规范发起了挑战，严重侵犯了寻衅滋事罪所保护的客体——公共秩序。
在客观要件方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寻衅滋事罪在客观行为上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方式：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两个月内，黄某实施此类恶意索赔行为多达30余次，涉及多个行业，累计涉案金额甚至远超多数地区诈骗罪立案标准，严重损害了商家的合法财产权益，扰乱社会秩序，其行为符合“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客观行为特征。
主体要件上，寻衅滋事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只要是年满16周岁且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能够构成该罪。案件中的黄某作为00后，显然已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且从其一系列有计划、有步骤的操作行为来看，具备正常的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满足寻衅滋事罪的主体要求。
主观要件上，寻衅滋事罪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必须是故意，即公然藐视国家法纪和社会公德，其动机往往是通过寻衅滋事活动来追求精神刺激，填补自身精神上的空虚。黄某最初在宾馆因真实遇到虫子获得免单及赠卡后，便开始蓄意谋划，主动学习并运用各种不正当手段，有针对性地在衣食住行等各个消费领域实施恶意索赔行为。在被警方抓获后，她不仅毫无悔意，还强怼民警，进一步表明其主观上对法律的漠视以及故意扰乱社会秩序的心态，完全符合寻衅滋事罪的主观构成要件。
徐伟认为，黄某在上海白吃白喝两个月的行为，从犯罪构成的四个要件——客体、客观、主体、主观方面综合判断，均与寻衅滋事罪的构成特征高度契合。“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对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是严格依据法律规定作出的正确处理，充分彰显了法律对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商家合法权益以及规范市场交易行为的坚定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