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唐琪还在等待法院判决。
“2024年春天的时候，警方说部分涉案人员已被抓获引渡至国内。”唐琪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是北京一家私募基金创始人。
2023年上半年，他与两位合作伙伴受邀前往菲律宾谈生意，对方声称自己是当地华商，要向唐琪所在的私募基金投资数亿元。
他和两位同伴先去了新加坡，见到公司高管。随后，对方又邀请三人前往菲律宾马尼拉“见一见背后的大老板”。唐琪因签证原因，计划稍晚两日前往马尼拉与同伴会合。两位同伴出发后就此失去音讯。
两天后，同伴家属收到绑匪讯息：1300万元赎金，否则撕票。唐琪怎么也想不通，这位大老板是由一位公司老客户介绍来的，怎么会是绑架团伙？
回国协助调查后，警方告诉唐琪，两位同伴直至一周后才被释放，两人不同程度地遭受了恐吓、虐待、围殴。绑匪发来的照片显示，男性合伙人被打得“面目全非”。唐琪说，“一位警官安慰我，人能回来就好，这类案件最怕的是钱拿了还被撕票。”
由于此前案件一直处于侦破过程中，唐琪没有和同行谈起，他以为自己的案子只是个例。直到2024年，他才得知，朋友郑凯也被人骗去香港，对方甚至邀请朋友前往公海游船度假，但郑凯最终没去。郑凯也是一家私募基金创始人。
“根本没意识到这是骗局，直到香港京都念慈庵发了公告，问了一圈，发现不少人都中招了。”郑凯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这伙人假扮香港京都念慈庵公司谢氏三兄弟，以投资私募基金为由诱骗当事人前往中国香港、新加坡、东南亚等地，对基金经理敲诈勒索。
2025年4月，郑凯通过自己的微信公众号提醒同行，并建立了一个受害者微信群，群内有十余位上当受骗的私募基金经理，被骗金额从数万元到120万元不等。但郑凯知道，受害者数量远不止这些。一些同行即便知道被骗了也不愿进群，“一是觉得丢人，基金经理竟被这么低级的手段骗到了，还有人怕投资者问责，公司的风控是怎么做的。”
骗子们的套路并不复杂：冒充知名商业家族联系私募基金，以协商投资的名义将人骗至香港或新加坡，在会餐期间提议打牌、设牌局出老千诈骗资金，最后邀请当事人到东南亚公海邮轮游。
“基金经理们有了自己的专属妙瓦底。”郑凯自嘲。
1
"请君入瓮"
2024年1月，北京一家量化基金合伙人章则收到一条微信好友申请，对方自称香港京都念慈庵总厂有限公司(简称念慈庵)的员工。
“第一次联系后只是要了一些产品介绍，大概隔了一周，突然问起近期有没有到香港出差的打算，这就把他们老板‘谢总’引出来了。”章则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谢总全名“谢国明”，自称念慈庵谢氏家族三弟，上头还有两位哥哥，掌权家族企业的是大哥谢国昌。这样的邀约，章则每个月都会碰到几次，因此并未设防。之后双方偶尔电话联络、谈一谈投资意向，两个月后，章则动身前往香港，“聊一聊也没什么损失嘛”。
2024年3月11日下午，双方在香港海港城边上的一家餐厅见面。谢国明穿着一件POLO衫和西装长裤、斜跨皮包，出现在章则面前，“看着没有老板的架子，很随和”。
对方做过功课，知道章则公司另一位合伙人在香港金融圈待过，分享了谢家投资越南房产的经验，还有对DeepSeek创始人梁文峰的看法，要知道在当时业内DeepSeek还只是一个小众名词。
“从谈吐来看像是个高净值客户，而且言语间很诚恳，介绍了两位哥哥各自的行事风格，说如果将来见面，千万别觉得不习惯。”回想起来，这也是骗子为了引出下一轮骗局的话术。
真正吸引章则的，是对方表示自家在内地有一笔6亿元的投资，几年前计划在内地设厂，但因疫情耽搁了，这笔钱也就一直空置，现在想先拿一个亿来试水内地的投资市场。对章则这样的中小型私募而言，单笔过亿的投资已经算是大客户，但是“谢国明”坦言自己只是牵线，真正拍板的是二哥“谢庆彦”。
念慈庵的总部设于中国台湾台北市，法定代表人谢国昌(大哥)，公司董事中有多位谢家子女，包括谢庆彦(二哥)，但没有谢国明。综合多家媒体报道，香港京都念慈庵创始人谢兆邦在香港和台湾各有一房子女，三兄弟是台湾二房所出。
双方约定第二天在铜锣湾见面。对方还给章则吃下定心丸，跟“二哥”聊天只是走个过场，这笔投资基本算是敲定了。章则不知道，第二天的饭局才是专为他设的“局”。
“二哥”戴着金丝边眼镜、身高不到170cm，看着斯斯文文。他的身边还有左右“护法”，高瘦的白肤男子、黑黑壮壮的矮个男子各一名。
“二哥”操着标准的普通话，介绍高个男子是新加坡某富商的“公子”，矮个儿则在越南开设赌场、在北京很有人脉。双方边吃边聊了一个多小时，二哥谈吐间，算是基本敲定了合作意向，计划当天下午就签约。
章则并未意识到这是一场骗局，因为即便合作失败，自己也没什么损失，“都准备要签协议了，甚至一起去洗手间的时候，(二哥)还关照我要多多照顾三弟，他说虽然弟弟没有决策权，但只要弟弟看好的，两位哥哥会尽量照顾，话语相当真诚。”
准备签约时，对方说要等大哥最后来拍个板，并提议不如边等“大哥”边打牌，骗子这才真正露出“獠牙”。
章则想，既然都快签约了，陪客户玩儿两把并无大碍。每把牌的赌注大约是几千港币，玩的是类似德州扑克的游戏，最大不过输万元港币。一开始几局双方有输有赢，突然某一局中间，“二哥”将一打百元美钞拍在桌上，章则有点慌了，“打太大了，估计得有一两万美元”。
两位护法同样“假戏真做”，甚至写下欠条，要跟“二哥”搏一把。“我看了牌面，自己胜率起码90%，所以我也跟进了。”
这一把，让章则输了近10万美元。“我甚至怀疑过他出老千，牌翻出的时候，对方赢的概率只有1%。”章则这才意识到问题，对方还要求把欠款分开打到三个账户，因为小额账户有转账限制。
三弟“谢国明”看章则神色不对，安慰他说，他们兄弟平时玩得都挺大，但这不影响他们的合作，“二哥”信誓旦旦保证晚上就签协议。眼看他们口中的“大哥”迟迟不来，“二哥”推说下午要开个会，让章则晚上在酒店等他。
直到这时，章则还有些侥幸心理，结果晚上没有任何人出现。章则联系“谢国明”，对方推脱说过两天。章则回深圳，对方说去深圳找他，但又没出现，借口是家里母亲病危要回台湾。一周后，章则被拉黑了。
2
角色扮演
骗子的套路基本一致，以投资意向诱骗基金经理，牌局是第一个诈骗关卡。章则的10万美元不是最高金额，在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的十余起案例中，有基金经理在香港被骗120万元人民币，还有基金经理在新加坡被骗100万元人民币。
骗子的手法总结起来有四步，首先通过私募排排网或者公司座机接触管理人，然后邀约基金经理赴香港酒店大堂或餐厅交流，如果敲定一起用餐，会提议打牌并以出老千的方式诈骗钱财，最后如果牌局不成功，还会介绍在场的两位富商邀人至公海旅游。
骗局的细腻之处，在于骗子会针对不同基金经理扮演不同角色。
比如不会打牌的安丰，对方在2024年4月通过公司座机联系上他，同一拨人，借口、理由、前期接触过程都与章则遭遇的情况类似。因为知道安丰的公司排名较为靠前，对方也做了不少功课，着重了解了公司业务，目的是寻找共同话题、加强双方的匹配程度。
在私募基金行业，投资人是名副其实的甲方，但为了避免资金进出波动影响产品表现，基金经理在接触投资人时也会进行一定的筛选，寻找更合适的资金来匹配其投资风格。
“对方相当准确地推断出我们过去三年的重仓赛道，连行业合规检查的敏感时段都了如指掌。”遇上如此专业的投资人，安丰也尽心地准备宣传材料。在第一次视频会议里，安丰精心准备了四十多页PPT，向对方展示以往的成果和投资逻辑。
安丰做了简单的背景调查，研究了念慈庵近十年产业布局，甚至找到香港中医药协会的理事名单，但这些在跨境诈骗集团面前都是徒劳。“在私募行业，大部分客户都是朋友或者老客户介绍，一个小圈子里，都知道彼此做的什么生意，很少有人会做深入的背调。”
骗子的话术一定是“相见恨晚”，比如安丰表示需要稳定、长期的资金，“谢国明”立即表示自己的资金属于家族办公室(简称家办)，都是长期资金，是名副其实的“Old Money(老钱)”。
饭局中，安丰表示自己不会打牌，对方严厉“斥责”他不懂风情，又提出替代方案，声称上述那位新加坡的富家公子家里是做航运的，家里有不少游艇。恰巧近期来一批新游艇，于是邀请安丰出席下水仪式。
公海属于三不管地带，驶入公海的游船不必交纳赌税，不需政府授权，不受法律限制，因此颇受赌徒欢迎。然而由于没有法律保护，公海也成为欺诈、绑票等犯罪行为的多发地。
对方甚至表示如果安丰“识趣”，可以凭借自家人脉帮他介绍其他香港富豪业务，安丰承认有一瞬的心动：“我就这样打进香港的富豪圈了？只觉得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安丰最终识别出骗局是靠一个细节：这伙人全程没有询问关于收费的问题。他解释，通常私募会为家办设立单独的专属产品，跟其他市面上产品的费率会有所不同，这需要双方协商确定。
“有关管理费的问题，他们完全没有问，刚开始接触还没必要谈得那么细，可是直到饭桌上要签合同了，对方都只字未提。我主动提了1.2%的管理费加20%的业绩报酬，对方竟然毫无反应，我意识到了不对劲。”
对方还是想把安丰带上牌桌，安丰坚决表示不会打牌，极限拉扯中，对方甚至语气带有恐吓地问，“你不打牌平时玩什么？”安丰说自己只是健身、看书，看安丰“油盐不进”的样子，场面一度变得很尴尬。
“我一开始是本能拒绝，因为真不会打牌。但自己脑子里的警报声不断在响，最后只觉得很失望，我意识到这是个骗局。我说自己下午还要回深圳，在深圳约了朋友，两个马仔有些不知所措地看向现场的二哥。”
一瞬间，安丰直觉对方几人面色不善，他想到了最坏的情况——自己今天回不去了，“可能下一秒就被绑了，现在回想起来，只觉得后怕”。
所幸对方并没有强迫他，顺势放他离开了，“但凡有人碰第一把，估计没个十几万几十万出不来的”。
3
圈子生意
黄爵是北京一家私募基金的投资负责人，他坦言自己没有走到骗局的最后一步，仅仅是因为运气。
2024年7月，他随对方前往香港喝茶，双方有了初步合作意向，但因为第二天下午要赶回北京，他只给对方预留了两个小时时间。
对方拒绝了饭局。黄爵一开始以为骗子是嫌自己的诚意不够，和其他受害基金经理交流后才知道，原来是没有给骗子留足行骗的时间，“对方觉得你既然都不打牌了，也不用花钱跟你吃饭了，毕竟骗子也要讲究经济效益。”
黄爵当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骗局，双方还时不时地沟通投资意向。几个月后，对方突然拉黑了他。
2025年2月，念慈庵公司发布一则公告称：近期发现，有不法分子冒充本公司管理人员，透过虚设私募基金或成立投资项目进行讹诈。本公司郑重声明：上述行为与本公司无任何关系，请公众提高警惕，慎防受骗。
在郑凯统计的受害者中，有半数都遭遇了钱财损失，金额普遍在数十万元及以上。微信后台不断有人向他私信了解情况，“大概率都是受骗上当的，只是不愿意暴露自己”。
为何这类针对高端金融从业者的诈骗屡屡得手？
一个客观原因是，私募基金的业务推广依靠长期合作和口耳相传，大部分客户都是圈内人介绍。这类“熟人生意”的进入门槛很高，可一旦找到突破口，很容易逐个击破。
“国内无论是家办还是私募，至少都是备过案的。双方接触后吃个饭、喝个酒太正常不过，偶尔熟人间打牌也有，但也基本点到为止。之前流行德州扑克，大家也会跟风玩，和客户都是老熟人了，基本不存在防诈需求。”唐琪说。
“我们客户的身家至少都有几亿，谁能想到他们介绍的人还会是诈骗犯？”唐琪记得，被骗回国那会儿，自己看谁都像骗子，同事之间基本没了互信，都觉得别人想害自己。
章则悟出一个道理，自己根本没必要去冒险，“我们这个行业天天见有钱人，但凡守不住内心的都进去了。现在我的想法特别简单，赚自己能力边界的钱，守住自己内心的底线就好。”
4
“最佳猎物”
安丰也曾想过报警，将这伙人公之于众。但熟人告诉他，但各种立案调查、取证极为困难，像他这样没有造成人身伤害或财物损失的，很难立案。还有一些被骗的基金经理，出于声誉考量，只能默默认栽。
要防范这类诈骗，基本只能依靠基金经理个人的职业素养和公司风控体系。
据《新京报》报道，2024年9月，两名中国医疗器械公司高管赴菲律宾工作时，遭遇绑架并被“撕票”。案件的最新进展是，将两名受害者骗至菲律宾实施绑架的“李娜”在韩国首尔落网。
和唐琪的同伴遭遇类似，二人受当地潜在合作伙伴邀请一同前往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拓展业务，飞机降落不久后即被绑架，支付赎金后仍被撕票。
时至今日，被绑架、诈骗的受害人已从富商阶层，向下蔓延至社会精英群体。
诈骗分子刻意向基金经理们强调“资金闭环操作”“无需公开披露”，正是针对私募机构规避监管审查的心理。南方周末记者对这些受害者进行了简单统计，大部分基金经理在接受邀约时，其所在机构正经历连续两个季度的净赎回。
郑凯试图总结出一些共性，比如行骗者们如何精选猎物。该团伙一般通过私募排排网、基金业协会公示信息等渠道，精准筛选管理规模5亿-20亿元的中型机构。“这些私募既有募资焦虑，又缺乏跨国尽调能力，是最佳猎物。”
“接触国际资金，中小私募肯定没有经验的。经过这次之后，这种钱我也不想要了，还是要等真正靠谱的介绍过来才行。”唐琪说。
根据中国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2024年全年，私募基金市场上的管理人数量、产品数量、规模三者均遭缩水。2024年，中基协合计注销私募基金管理人1502家，平均每月注销私募机构约125家。
几位受访人不约而同提到，整个私募基金行业正在加剧洗牌，竞争博弈已经相当严苛。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何部分基金经理选择铤而走险、在没有详尽背调的情况下开门营业，让诈骗分子有了可乘之机。
截至南方周末记者发稿前，“谢国明”等团伙仍在作案，只是换了身份，一会儿是余仁生国际有限公司旗下的董事“余羲鸿”和投资部经理“荘龙祥”，一会儿是马百良药厂的高管“马泰宏”，并且仍在接触基金经理群体。余仁生和马百良均为知名传统中药企业。
南方周末记者尝试拨通“谢国明”等一伙人的电话，多个号码均已经在念慈庵发布公告后注销。
(应受访者要求，唐琪、郑凯、章则、安丰、黄爵为化名)
